当时一个人从北京去美国，四六不懂，也就是简单托运两个巨大的箱子，随身书包里几十张盗版光盘，贴肉钱包里几张薄薄的百元绿色美钞，我首都机场里抱了一下面目如春花身体如高粱饴的女友，向老妈老爸挥了一下手，在飞机上曲折婉约地睡了一觉儿，就到美帝国主义的地方了：多数人讲英文，花草整齐，地上没痰和烟头，咖啡和可乐都散发着资本主义的味道。

    所以想象从中国的北京转到中国的香港，我想应该像换个裤头那么简单：旧的褪下来，扔进洗衣机，新的从衣柜里拿出来，踹两下腿套上身体。

    但是，离开北京就是第一桶麻烦。

    虽然人实际上受雇于外企，但是名义和手续上我的单位是外企服务公司。外企辞职，签署各种保密协议和非竞争协议，交还机要文件、钥匙、秘书、门卡、公司信用卡、手机、电脑之后，还要去外企服务公司。在外企服务公司，我要结算我的各种福利保险，住房基金，具体金额的算法比对冲基金的高级操作还复杂，基本上它给我一个卡，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密码还不告诉你，还发给我一个存折，和这个卡不是一个银行的，这个卡和这个存折什么关系，一层楼的人也没能跟我说明白。还有，我的档案要存在北京市人才（公司？不知道），交几百块，别问为什么。我也可以存别处，但是别处没有在外企公司现场办公，至于别处是哪些去处，在什么地方，什么价钱，北京市人才派出的现场办公人员不知道。还有，我的户口要自己存街道，我的医疗卡和缴费纪录我要自己留着。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物。先是房子，房子先要租出去，靠着我的极简主义的装修风格，我租给了一个英国大使馆做文化艺术项目的半大老头。项目做四年，房子就租四年。那个装修是京城室内设计大师孔大的作品，孔大的特点是才气大，手巧，有急智，热爱妇女，人住澡堂，手机不在服务区。本来房子是北欧风格的，有个真正的壁炉，大理石的，什么“蓝钻”和“黑金沙”，壁炉前懒睡一条狗。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现代日式吧。日本其实最好地继承了汉唐风骨，而且日本人咸湿”。后来孔大说，时间不够了，“改极简主义吧，最省钱的就是最好的，少就是多，少就是好”。就像相声里说的，画个扇面，美女换成张飞，张飞变成大树，最后只能扇面涂黑写两个金字完事儿。后来，房子租给英国人之后，孔大说，“欧洲人，艺术眼光最好”。我要搬出去，光书就装了四十四箱。不可能搬到香港，香港一个岛的书都没这么多，这些书进了我香港的房子，我只有踮着脚尖坐在厕所里睡觉了。实在没人可欺负了，还有父母。书堆进老妈原来的卧室，箱子摞了三层。老妈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我说，我问过孔大，民用楼板设计强度是一平方米一百五十公斤，实际负载量可达三百公斤，我的书平均下来，也就是一平方米一百三十多公斤。老妈继续在美国叫嚷，楼板要塌的，楼下住着的老蔡是个好人。我说，您放心吧，我堆上书之后，还在楼板上跳了好些下，没塌，还到蔡伯伯家去了一次，相应天花板上也没看到裂缝。再从美国打电话来，是姐姐，说老妈做梦把书箱子从一个屋子挪一些到其他屋子，累惨了，心脏病犯了。除了房子，还有宽带网，我跟英国大使馆的半大老头说，还是留着吧，北京也没有《阁楼》卖，你老婆也不在，他说，是啊是啊。还有手机，申请了一个语音信箱，中英文各录一遍，大意说，我到南方去了，有话就撂下。反复听了好几遍录音，才勉强接受，电话里那个公鸭嗓的男声是我自己的。

    然后是处理身外之羁绊。颐和园的西堤和故宫后屁股上的筒子河，我带不走，但是要使尽全身力气，恶狠狠地看一眼，闻一鼻子，能摸的地方慢慢摸两把：一棵是桑树，另一棵也是桑树。古玩城带不走，但是坏蛋仗义行侠的玉商小崔劝慰我，香港有个荷里活道，道上也有坏蛋玉商，如果我眼力比他们毒辣，这些坏蛋玉商偶尔也被迫仗义行侠，“还有，还有，记住，别买传世的，一定只要大开门的生坑货。”小崔说。酒肉朋友带不走，我在一周的时间里，每天赶三个局，基本都见过了，至少能抵三四个月，不去念想。康宁按摩院的独眼龙老白带不走，我连着做了三个钟，肉体开始恢复弹性变得如同高粱饴，“别急，我决定下月开始到旁边的朝阳中学学习游泳，听说从珠江口游水过香港并不遥远，听说香港最便宜的按摩一个钟也要一百三十八元港币。”独眼龙老白说。三联书店带不走，又买了十几本，行李装不下，继续堆到摞了三层的书箱上，反正楼板下的老蔡总是有危险，反正老妈认定楼板要塌，定了机票，说医生许可之后就飞回来，调整书箱，救老蔡。

    然后还有到香港的第二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

    工作需要，间或要去蛇口，然后便有到第三桶麻烦：旅行手续，工作手续，房子，手机号码及通知所有同志，银行户头，宽带登记，书店，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各种银行卡飞行里程卡的联系办法更新。不期望蛇口会比香港少多少麻烦。同叫中国移动和建设银行，北京分公司和广东分公司几乎是两个公司。我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如果不考虑思念，纠缠，反复，以及双方亲友团，简直比换个老婆还麻烦。其实，我和老婆有各自的身份证，护照，手机，分开的户头和房子，技术好的盲人按摩院可以共用。过来人孔大说，其实，现在实行新的离婚法了，手续可简单了，将来就更方便了：有个机器像是自动取款机，两个人用结婚证一刷，自动离婚机的玻璃罩子就打开了，屏幕上说，你要离婚吗？两个人同时按Y，再分别按个手印确定，自动离婚机里伸出一把剪刀，把结婚证剪了，然后伸出一只小手，一人一个巴掌扇出来，然后就结束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WTO了，奥运会就要来了。日子好，即使不能长生不老，总还是希望能延年益寿。两种办法能够延长生命。第一，活得长些。如果活到一百六十岁，相比常人，你就活了两辈子。第二，多些变化。每天换个裤头，每周换个计算机桌面和MSN显示名称，每月换个网名和电邮地址，每两三年换个城市，相比常人，你多活好几辈子。

    我想，尽管麻烦，第二种还是比第一种容易些。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书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来的厕所大点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到大哥家某间十几平方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吗？”我问。

    “没问题。塌了也砸死楼下的。”我哥说。

    我大哥赋闲在家，我说，别无聊，你每年打开一个书箱，全部读了。四十四箱书读完，你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快要告别人世的人。

    在书籍装箱的过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过去的情书还是无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没兴趣，飞快收拾起来，免得老婆看见生事儿。有过教训：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被老婆发现他大学时代写给其他姑娘的情诗，勒令三天之内写出十首新情诗献给老婆，要比舒婷写得好，诗里还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时候，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谈论这个主题，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来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废物利用。于是，2004年3月，在我满三十三周岁之前，我发现了一部我十七岁时候写的长篇小说：蓝黑钢笔水写满的三百二十七页浅绿色稿纸，封存在一个巨大的牛皮纸袋子里，竟然是个结构和故事极其完整的长篇小说，不可割断，不可截取，《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几乎一点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之后，我对这本长篇小说的记忆几乎丧失，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当时的情景如何？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全部忘记了？我无法回答，甚至那些蓝黑钢笔水的字迹和我现在的字体都有了本质的差别，要不是小说结尾清晰写着1989年9月，要不是手稿沉甸甸攥在我手里，我不敢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心虚地举目四望，周围鬼影憧憧，我看见我的真魂从我的脚趾慢慢飘散，离开我的身体，门外一声猫叫。

    我托人将手稿带给出版家熊灿，他说找人录入。他是个有明显窥阴癖倾向的人，在录入之前就偷偷看了手稿。打来电话：“你丫小的时候，写的小说很有意思。有种怪怪的味道，说不出来。”“我打算友情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农，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

    “不好。浪费了。要你自己用。简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阴柔纯情版哦。”

    “你觉得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还好？”

    “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真实哦，简直就是活化石，恐龙蛋，有标本价值。你现在和王朔当年一样，记忆都有了变形。嘿，总之，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强。”

    “你是说我这之后的十六年白活了，功夫白练了。日你全家。”

    “你的孤本在我手上哦，语言要检点哦。毁了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再写出来哦。”

    “北京是个有所有可能的地方，我的手稿少了一页，就找人剁掉你一个指头，少了十页，就剁掉十个指头，少了十一页，就剁掉你的小鸡鸡。”

    择了个吉日，我重新校对了一遍。我不相信熊灿的判断，我自己的判断是，优点和不足同样明显。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我现在的东西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腻嚣张，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现在肯定写不出。但是，思想和情感时常幼稚可笑，如果拿出来，必然被满街的男女流氓所伤害。

    我有过多次冲动，想动手修改这篇少年时的作品，按照现在的理解，掩饰不足，彰显优点。但是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稍稍动手就觉得不对劲儿。思量再三，决定放弃修改，仿佛拿到一块商周古玉，再伤再残，也决不动碾玉砣子，防止不伦不类。等到我奠定了在街面上的混混地位或是四十多岁心脏病发作辞世，再拿出来，一定强过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和《黑铁时代》。随手给这个长篇起了个名字，叫做《欢喜》。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有真正的欢喜。

    最后，打电话给大哥，开箱翻书的时候一定留神，要是再发现整本的手稿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在那四十四个大箱子里，还隐藏着我少年时代写成的另外三四个长篇小说。幸亏这些小说当时没有在街面上流行，否则作者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忧伤的仲永。

    当时，鲁迅文学研究院给的评语如下：

    “该作品时空跨度大，题材领域广。作品旨在对青春期少年的性心理和逆反心态进行探求和剖析。作品融入了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并将之置于特定的历史的背景之下，使这一探求具备一定的深度。

    “风格奇巧，语言幽默，对作品的艺术把握到位。足见作者内力深厚。”

    “在摹写社会阴暗面、青少年邪促心理及逆反行为时，由于作品本身浓郁的夸饰风格及其因此带来的欣赏笔调，容易在未成年的读者群中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我尤其喜欢评论的最后一段，感觉自己像是巫师，具备了蛊惑人心的超能力。于是决定不改变这个中篇的故事线，在简单的线索推进中，通过回忆、想象和虚构，让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构成长篇。在这个过程中，出版家熊灿先生和我反复强调情节和故事对于一个畅销长篇小说的重要，我反复强调，我不是在写一个中学生早恋故事，我要唠叨，我要写作的快感，我要纪录我感受到的真实。畅销与否，对于我是次要的。为了对文字的责任和自己的快感，在故事情节与还原状态之间，我再一次选择了后者。为了增加说服力，我引用郑燮的话：“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为了增加诱惑力，我对出版家熊灿先生说：“这本就算了吧。第三本长篇会有一个庸俗爱情故事，涉及暴力、金钱和性，到时候还请您做。”

    最不喜欢一个人吃饭。在赶小说的过程中偶尔和几个小说中的原型吃饭，最后都是对着窗外的冬天，喝一口燕京纯生，感叹“人生苦短，还是喜欢干点什么就趁早干点什么吧”。

    写长篇是个力气活儿，适合三十至五十岁干。写了一个座右铭激励自己：“熟读离骚痛饮酒一日五千字”，几天下来，不仅头痛，而且肩背痛，不知道岁数再大些，会是什么鸟样。

    写长篇多数都有一个“坎儿”，大约在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出现，不知道如何是好，觉得之前写的都是垃圾。写这篇的时候，“坎儿”来得早，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最大的失误是，“坎儿”来的时候，我抓起外衣去逛书店。灯市口大街北边有个打折书店，新书堆着卖，跟冬储大白菜似的，汗牛冲栋，从地板一直瘀到屋顶，王小波的全套四大本文集才卖二十元。当时一个恍惚，如五雷轰顶，信心顿失，这里面多少垃圾呀？五百年后有多少书还有人读呀？在这种认识下，要多大的牛逼和多大的自大狂才能撅着屁股写成十几万字，然后印在干干净净的白纸上，糟践好些用来制造白纸的树木和花花草草。想起那个日本鬼子芥川龙之介，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就打开阁楼的窗户，向着虚空，大声叫喊：“我是天才。”最后还是没用，三十五岁服了安眠药死掉。

    回想自己，实在没有写作的必要，这绝对是个“熵”减少的过程。老老实实作咨询报告，一张A4纸，按幻灯格式横过来写，可以收客户两万。“桃花落尽子满枝”，过去操场上领操的校花，如今正考虑什么时候破坏国家政策生第二胎，要不要自己开个幼儿园。何苦打着纪录生命经验的旗号，再意淫人家一遍？

    于是热烈地盼望再有几个长假，把我不能不落在纸上的东西写完。写完了，心里面就该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吧。再见老相好也能心如古井水，没有一丝波澜。于是热烈地盼望着没有写作冲动的那一天，然后就号称自己尘务经心，天分有限，一个字也不写了，就像热烈地盼望着阳痿的到来。

    野史说，江淹才尽后，过着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幸福生活。我愿意相信。

    十七八岁的男孩，斜背一个军挎，里面一叶菜刀。腰间挺挺的，中横一管阳物。一样的利器，捅进男人和女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血红。

    那时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激素分泌正旺，脑子里又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上天下地，和飞禽走兽最接近。但是，这些灵动很快就被所谓的社会用大板砖拍了下去。双目圆睁、花枝招展，眼见着转瞬就败了。有了所谓社会经验的我，有一天跑到南京玩，偶然读到朱元璋写莫愁湖胜棋楼的对子：“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当下如五雷轰顶：我操，又被这帮老少王八蛋们给骗了，朱元璋的对子白话直译就是：控制好激素水平，小心安命，埋首任事，老老实实打架泡妞。朱元璋是混出名头的小流氓，聚众滋事，娶丑老婆，残杀兄弟，利用宗教，招招上路而且经验丰富，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道理。

    那时候，在北京晃荡，最常见的一个汉字就是“拆”。刷在墙上，多数出自工头的手笔，白颜色的，平头平脑，字的周围有时候还有个圈、打个叉。“拆”不是“破”，“拆”比“破”复杂些，不能简单地一刀捅进去，需要仔细。本来想抓来做书名，反映当时的活动和心情。但是书商嫌名字太平，而且也被一些现代艺术家反复使用。既不抓眼，又不原创，于是算了。

    那时候，听崔健的歌，看他一身行头，像动不动就号称帮我打架的大哥。记得他有一句歌词，说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显示力量，“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就像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我感觉，改改，是个好的小说题目，决定拿过来用用。

    “猪肚”填在1999年夏天。我在新泽西一个古老的医疗仪器公司实习，替他们理顺全球投标流程，小组里最年轻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岁，公司的主要产品长期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莫妮卡大姐对我说了一句很国企的话：“你不要那么使劲干，否则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看新浪新闻，泡两个叫“新大陆”和“文艺复兴”的论坛。名字叫卡门的老板娘不懂中文，鼓励我：“仔细看，中国医疗耗材的潜在市场很大。”公司在新泽西北部，是著名的白区，好的意大利餐馆到处都是。唯一一个号称中餐的馆子，大厨和伙计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会，只会做酸辣汤和左公鸡，让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录像，也是越南人演的，里面的潘金莲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发。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便宜的小馆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没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无遮拦，对于当时的我，就是监狱。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躲在饭店里写《万物生长》。

    “猫尾”收在亚特兰大，用的是2000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给当时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调先生、师奶杀手、出版家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写完，我回到北京，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叫艾丹的，一个叫张驰的，和一个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家伙，在公认的北京酒鬼好汉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想知道，这三个人都是谁。艾丹后来说，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灌的，是我自己灌的自己，两瓶大二锅头，一个小时就干了，心里不知道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万物生长》出书的过程同样漫长。二十几家出版社的编辑看过叫好之后，摇摇头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好事的勉强通过，呈送上级继续审批，我于是知道了出版社的组织结构和审批流程：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社长。每个环节，都可以毙掉一本书。二十几家走过的好处是，这个小圈子里有了口碑，一半以上的编辑写信，说，“真遗憾，下本书，收敛些，我们一定合作。”一年之后，纸书终于出来了，删改得尼姑不像尼姑，和尚不像和尚，封面为了掩人耳目，配合书名，做得好像教导群众如何施肥养花的科普读物。

    现在回想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好像曾国藩初带兵，“不要钱，不怕死”，我心中了无羁绊，我行我素，无法无天。我甚至忘了早已经学会的好些小说技巧，后来回看我高一写的一个长篇，远比《万物生长》行文老练干净，更像能在《收获》发表的样子。我想，我是土鳖，别太苛求自己。跟生孩子一样，肚子里有要表达的东西，猫三狗四人十月，一直挺着，到时候自然有东西出来。写出来的东西，仿佛生出来的孩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成什么样的气候，是他自己的造化了。

    写完寄给我的医学院时候同宿舍的下铺，他当地时间早上五点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一晚，决定留到女儿长到十八岁，给她看，原来老爸就是这样长大。寄给我过去的相好，她打来电话，一句话不说，停了一晌，挂了。我当时想，《万物生长》不是我最好的东西，也一定不是我最差的东西，要是有十本类似的东西，我就不算是土鳖了吧，和作家们喝酒的时候也不用觍着脸皮不知羞耻了吧。

    过了两年，初版的《万物生长》已经断货。E书先生、少妇杀手、出版家熊灿好事，说有热情出全本，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些人这样长大。我想，害别的书商也是害，不如害个有热情的。唯一提了一个要求，再版，原作一个字不能删，该是尼姑的地方是尼姑，该是和尚的地方是和尚。

    是为序。

    成长（时间）是长期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在《万物生长》里，我尽力想描述一个成长过程，阐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我笔力有限，没能做到，我只表现出一种混沌状态，一个过程的横断面。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在《万物生长》所处生长环节之前和之后，再各写一部长度相近的小说，三种状态，三个横断面，或许能给人一个完整过程的感觉。

    至于没写出一个完整故事和一个可爱人物，不全是笔力不逮。我在满足读者阅读期待和还原生活之间，徘徊许久，最后选择了后者。真实的生活中，多数的故事并不完整，多数没发育成熟的人物有各种各样混蛋的地方。即使造出来时间机器，重新过一遍充满遗憾的年少时光，不完整的故事还是不完整，混蛋的地方还要混蛋。所有的遗憾，一点不能改变。

    对于描述长期困扰于心的东西，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描述过后，脓水流尽，得解脱，得大自在。另一种认为，描述之后，诊断清楚，这种困扰，水流云在，成了一辈子的心症。我无法评说哪种观点更加正确。

    如果你读完这本文字，回望或是展望自己的青春，感觉烦躁异常，感觉山非山、水非水，说明我的失败还不是彻底的失败，这本文字所作的努力，还有些存在的价值。

    人对收藏，也一样。小时候是合成磁片，烟盒，火柴皮。一吕二赵三典韦，这三个人力气大，能打，他们的火柴皮级别最高，最难找到，偶尔要动用暴力，大嘴巴抽低年级小屁男生的嘴巴才能得到。大了，饱暖食色之后，还剩两三个钱，青花瓷，红山玉，明清家具。一黄二黑三红四白，黄花梨和紫檀在旧家具里级别最高，品相好的，要拎着AK-47从四大银行提取成麻袋的钞票才能凑够钱。

    黄老邪集伟不去古玩城和潘家园，黄老邪集伟收藏品相怪力乱神的语词。从1999年起，每年将他的语词收藏，配上插图和文字，到2002年已经有四本语词笔记问世（书的出版一般都要滞后一年到一年半）：《请读我唇》、媚俗通行证》、《非常猎艳》和《冒犯之美》。

    没听说黄老邪集伟有过其他不良的败家爱好，包括狭义的腐败收藏，所以，他一定是个悟性极高的人。黄老邪集伟对收藏的主要窍门一清二楚。

    比如窍门之一，剑走偏锋，人走偏门，从垃圾中捡到珍宝，从北京街头找到一箩筐章子怡。古玩城的坏蛋仗义行侠玉商小崔，谈起古玉收藏如同巴菲特谈起买卖股票：不要跟风，现在清中期玉牌子贵得离谱，这时候还往上冲，有病。要挑价值被低估的东西。现在，我告诉你，收三种货，第一，种好沁好的剑饰，第二，高古文化期的素器，第三，十厘米以下的玉环。

    就我所知，收藏语词，黄老邪集伟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冯梦龙在明末收集过民间黄色情色歌曲，比如《五更转》、《十八摸》之类，最后结集为《挂枝儿》。周作人在民国期间收集过市民的黄色笑话，立志比过《笑林广记》，但是沉吟良久，最终没敢结集出版，私印册数不详。但是，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词收集，格调还普遍低下，黄老邪集伟不只盯着黄色，甚至不主要盯着黄色。

    比如窍门之二，坚持就是胜利，坚持体现力量。黄老邪集伟已经写了六年，出了四本。厄普代克写一本《兔子快跑》，就是一本《兔子快跑》。但是等到他再写出《兔子归来》和《兔子富了》，厄普代克就是人物了。等之后再出七本关于兔子的书：《兔子嫁人》、《兔子伤心》、《兔子老了》……是垃圾还是珠玉不论，厄普代克就逼近不朽了，百年后，别人一提起兔子，就会想起厄普代克。产量高，藏品丰富还有其他好处，按坏蛋仗义行侠玉商小崔说，剑饰当中，剑首，剑格，剑鼻，剑珌四个一套，如果你有四五十块剑饰，你很容易配成套，配成套就能卖得很贵，这是常识，比如那个叫十二乐坊的十二个女的，拆开了就成洗头妹了。而且，如果别人四个一套缺一个，你能给他配上，你也能卖出大价钱。我先在黄老邪集伟那里体验了一下配套。我买了《非常猎艳》，黄老邪集伟送了我《冒犯之美》，在东四的中国书店，看到《请读我唇》和《媚俗通行证》，旧书比原来定价高一倍，还是买了，四本一套啊，而且全是初版，到时候我再都弄上黄老邪集伟的亲笔签名，有收藏价值。

    比如窍门之三，确定一个简单而实用的收藏标准。黄老邪集伟收藏语词的标准只有两个字：好玩。生命太短了，还是找些自己喜欢吃的，多吃一些，找些好玩的，多玩儿一些。不好玩儿的东西，再有用，不可能不朽，不值得收藏。只要好玩有趣，黄老邪集伟没有忌讳，照单全收：大街标牌，小报标题，电视解说员的口误，二逼歌手的歌词，互联网上丝毫不讲章法的文章和灵光闪烁的签名档，手机上的黄色笑话和恶作剧短信，就像孙中山还没有名满天下，到处拉赞助拜码头的时候，他的态度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书生，眼里没有高低贵贱，不肯接见不给赞助不把家里藏着的黄花闺女嫁给我，是王侯商贾们没长眼睛。黄老邪集伟的好玩是个广义的好玩，能挑战你的头脑，冲击你的情感，就是好玩，就像艾未未说的，人有七情六欲，欢乐舒服只是一种情绪，人不应该永远追求和体会欢乐舒服。

    黄老邪集伟有个极其普通的小相机（数码还是光学的，不详），他晃荡在北京的街道，看到诸如“人革制品经销部”和瘦金体黑地白字的“禅酷”之类，就停下来照一张，留着将来配插图。现在东三环的“禅酷”已经被拆了，黄老邪集伟的照片已经有了史料价值。我问过黄老邪集伟为什么不买个好点的相机，他的回答近似于布勒松。布勒松一辈子只用50mm定焦标准镜头，“重要的不是机器，重要的是我的视角牛逼”。

    黄老邪集伟有支很专业的笔。北师大汉语科班出身，主持专栏多年，笔力韧利如刀，明月流水，俯仰皆是。黄老邪集伟的解说，为他收集来的语词，配些框架，交代背景，点拨妙处，让满街晃悠的不带着相机、眼睛和脑袋的人，也能马马虎虎悠悠心会。讲文字本身妙处的文字极其难写，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文字不像数字。数字是婊子，是叛徒，花花钱，上上大刑，数字能做你想让它做的任何事，能给你想要的任何证据。文字本身就是最大的幻象，修禅宗的历代高人早就定论，得意忘言，得言忘意，直接描写是死路一条。黄老邪集伟是骨灰级的人物，他常用的办法是不夸姑娘漂亮，而说迎面走过来的老头偷看姑娘一眼，舌头尖尖禁不住添了添上嘴唇。

    除了在街上，网上，手机上，报纸上，人心上收集好玩儿的语词，黄老邪集伟还在自己的院子里种玫瑰送给他媳妇，最新的想法是不用蓝墨水也能整出蓝色的花朵，黄老邪集伟还教育他分别叫黄佐思和黄佑想的一对活宝儿子：“我们夫妇让佐思大声朗诵下面这条‘手机短信’：岸是绿，岸是茂绿，岸是依透茂绿……佑想，你来，你念下面这条……”黄老邪集伟还出版《小猪麦兜》和《鸡皮疙瘩》之类好玩儿好卖的书籍。

    看着黄老邪集伟以自己的方式，心怀不朽，亵玩文字，在通往牛逼的小道上徐徐行走，我艳羡不已，就像读《论语》的时候，艳羡在陋巷里那个态度积极、饮食健康的颜回。我说我要写一篇叫做《唐宋八大家和黄老邪》的随笔，他说我骂人不带脏字，不兴这样玩儿，我说恨古人不见你我。

    “五四”以来，在读书理论里，最正统、最嚣张、最深入人心的就算“不读中国古书论”了。

    最正统。因为是由鲁迅首倡。1925年1月，《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数目，鲁迅因此写了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短文。鲁迅的答案很短：“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是有个挺长的附注，附注里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当时讲的中国书，即指中国古书，这层意思，他又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和《古书与白话》等文章里反复阐明。

    最嚣张。“四人帮”说批孔，破四旧，亲切地直呼孔丘为孔老二，暗示孔丘是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鸡鸡。书评大家曹聚仁明确提出“爱惜精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够出一本专辑。

    最深入人心。懒人说，路上有狮子，这么难认的文字，不读中国古书当然好了。书店里有《中国可以说不》、《WTO手册》的民族意气和全民牛逼，有金庸、古龙的拳头，有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头。书店外有网吧卡拉OK，有茶楼酒吧，有发廊影院。信息时代了，事烦时窄，难做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做就当然不做了。

    现在看来，没有比“不读中国古书论”更荒谬的了。

    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是鲁迅。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单是他自1912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至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购书读书，每年日记都以一篇书账结束。从现在的人口构成看，能认全鲁迅书账上所有汉字的，百无一人，能了解一半书目内容的，千无一人，看过一半书目所涉书籍的，万无一人。简单地说，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对你说，歌寮夜总会无聊之极，小蛮腰小肥屁股无聊之极，你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另外，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1925年。那年月，中国上下，摆不稳一张书桌，“昔宋人议论未定，辽兵已渡河”，还是学些造船造炮、金融会计这类的西学，然后做起来富国强兵要紧。

    曹聚仁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曹聚仁笃信颜李学派读书论。颜元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塨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曹聚仁的推理如下：颜李认为“开卷有害”，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都是中国古书，所以颜李认为应该不读中国古书。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知行应该平衡。另外，曹聚仁把读古书看得太神圣了，一定要读真经，一定要从考证甚至考古入手，一定要懂古文家今文家宋学家汉学家的异同，才能读古书。简单地说，再大的美人也要大便，《诗经》里“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和崔健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后生小子，意淫古人，读断读通就好，摸着想象中的手心驰神荡就好，不必知道古人的界门纲目科属种。

    无论是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还是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都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必然是经世济民的好手。简单地说，去美国读两年MBA不如恶补两年明史、清史，小白菜比小甜甜布莱妮可爱，廷议比课堂案例凌厉，明史清史必美国教科书讲中国的事情更通透。

    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责无旁贷，是文字就应该是你的原材料，掌握之后煎炒烹炸，上至三代铭文，下至隔壁王寡妇叫床，不该避讳。撇开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狡猾可喜的文字，是渎职，是犯罪。不要言必谈“五四”时期的反叛，那是中国新文字的青春期，一定要杀死父亲才能知道自己姓什么。李锐讲：“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现在是该上上祖坟的时候了，检点一下，祖宗有什么好东西。

    给不服气的人举一个例子，几十年来，有没有重新出现过类似纪录人类经验的中国文字：“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李白）”

    认识阿飞是通过一个叫泡网的论坛。

    这个论坛据说聚集了一批20世纪90年代中末期就开始泡网的骨灰级人物，多有名记老炮，而且实行会员制，非请莫入。所以当我在信箱里收到泡网的邀请信，信上附了密码，我挺得意。

    泡网分谈琴、论剑、绝色、寻音等论坛。谈琴论坛里多文学青年和文学流氓，言语有味，思路邪仄，所以常去。在论坛里常见一个号称“阿飞”的人上帖，伤春却不自怜自恋，淫荡却不脱衣脱裤，唠叨却不没筋没骨。帖子一扫，就知道是女的，不仅号称流氓（阿飞），而且是女流氓，不仅是女流氓，而且是伤春、淫荡、唠叨的文学女流氓，泡网欣欣向荣啊，祖国形势大好啊。

    阿飞偶尔上帖，通告“幸福大街”演出计划。幸福大街我常去，“金鱼盆”的水煮鱼不错，“幸福花园”的杰克丹尼全三里屯最低价，艾未未主笔设计的“甲55”有成吨的水泥钢筋。我问一个网名狂马、状如河马的老大：

    “阿飞长得好不好？”

    “不好。”狂马一点犹豫没有，刺刀见红，我觉得这个老大具备干咨询的潜质。

    “唱得好不好？”

    “歌词好。”

    “什么路数？”

    “朋客。”

    朋客，我懂，就是反叛和暴力。如果主唱相貌俗丽，乐队脏兮兮，加上凶杀、色情、反叛和暴力，一定牛逼。曾国藩说“花未全开月半圆”最好，所以不绝对牛逼也有不绝对牛逼的好处，所以推掉晚上杂事，直奔经贸大学南门外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酒吧。

    其音乐

    阿飞站在台上，我踮着脚尖，超越一片人头，望见。身材小小的一个姑娘，穿了个小花棉袄，红的，上面绣着小花。阿飞双手大力掐搂着一个大号话筒，仿佛一个大号的花心筒，阿飞大声尖叫，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感觉声音嘹亮而扭曲，仿佛处女叫床，痛并快乐着。

    我从小就对音乐一窍不通。我小学时候的恩师是个老右派，会拉手风琴，会吹口哨，小分头上头油，风流倜傥，到四五十岁还有艳遇。我看见过他的胳膊内侧，用口红写的薛涛小楷“劝君早还家，绿窗人似花”，不知道是哪个文学女流氓的手笔。我的恩师总是担心我的功夫难以行走江湖，“射、御、礼、乐、书、数”，除了“书、数”尚佳，心术不正，四肢无力，五音不全，还不会骑自行车。

    “所以你要学音乐，唱歌跳舞。你总不能见到姑娘就说‘我爱你’，但是你可以大大方方唱‘我爱你中华’，每唱到‘中华’的时候就用眼睛扫她。再长大些，你总不能见到姑娘就说这是我给你写的诗歌和散文，但是你可以大大方方请她跳一支高尚的青年交谊舞。”

    经过包括我哥我姐等众多高手的调教，我还是五音不全，四肢无力，而且更加心术不正。我还是见到漂亮女生就结巴，除了问天气和道路，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更可怕的是，几乎在我眼里，所有姑娘，只要常洗脸常笑，都是漂亮的，所以我长期以来，就是个结巴，只能在四百字一张的稿纸上恣肆汪洋。

    阿飞唱完，招呼来自泡网的歌迷群众，找了一家小馆，问老板有没有啤酒和很大的折扣。尽管阿飞咋咋呼呼，要菜单，安排座位，辱骂老板，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应该是个极端内向的人，是我的同类。

    第一次和网上的人物见面，我看了看周围落座的十几个人，有的真精神，有的真寒碜，恍惚之间，我们没有坐在三环路边的小馆，而是《西游记》里的山洞：精神的是妖精，寒碜的是妖怪。我一边吃一边琢磨阿飞的音乐，我担心阿飞的音乐不好红。不成调，不上口，就很难进“钱柜”厚厚的歌本。我不懂，我是外行。

    一个文学女青年（或是文学女前辈）见没有人陪她喝大酒，于是大声叫着：“喝酒不是这样的。喝酒不是这样的。”没过多久，自己就把自己灌醉了，死活不让别人送她回家，自己打了一个“夏利”，开门的时候，差点一把拉掉车门。

    经过这么多年，我恩师没有算到的是，这个世界上会存在这么多文学女青年和文学女流氓，我四肢无力，五音不全，但是还能凑合混个吃喝。或许我对阿飞音乐的担心也是多余。

    其文字

    由于四肢无力，五音不全，我对文字要求严格。文字是红烧肉，文字是汉白玉，文字是普洱茶，文字是女儿红。文字没有什么了不起，所有常用的字都在《新华字典》里有，但是这么多可能的排列组合，有些人想也不想就能抓到最舒服的，有些怎么抓都抓不到痒处。

    阿飞送我两本书《小龙房间里的鱼》和《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我在里面找到红烧肉，汉白玉，普洱茶，女儿红。更精确的感觉是仿佛吃重庆辣子鸡，辣椒多，鸡肉少。但是，不顾体统，筷子乱拨，找到一块鸡肉，实在是香。总比张爱玲好，全是鸡肉，很少辣椒，太多的机锋感觉拥挤，感觉作者注定红颜薄命。

    挑几块鸡肉出来：

    比如在《为什么要在冬天唱歌》：“我和贝司打了。他不知说了句什么，我说你妈逼，他说你妈逼。我拖着吉他扑了上去，被他在头上打了一记。我哭了起来，很大声。眼泪掉在地上。我没想到眼泪这么巨大，大得让我充满了好奇。最后我抬头嫣然一笑：你打我做什么，我又不是你老婆。”“我不想表演，我只想蜷缩起来，唱歌。”

    比如在《摇滚歌手的非摇滚生活》：“终于快毕业了，小时候捡垃圾的习惯终于得到了报应，我做的课题是环境工程固废组的，叫‘中国城市垃圾焚烧可行性分析’。”

    比如阿飞的歌词：“我是鱼，小龙房间里的鱼，其实你从没有看过我的身体，其实它和灵魂一样一样美丽。”文字取胜不在多，海子不过也就是那三四十个字被人们记得。

    阿飞的性情文字，如果挑缺点，就是可能不好卖。阿飞一定有自己的主张，但是感觉她走偏李碧华的路数比偏张爱玲的路数轻松。写几个新派历史色情小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奇怪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美好的年代，那时候路上没有警察和妓女，只有GAY们手牵着手走路。”然后拍电影，然后拍电视剧，然后觍着脸到好莱坞评奥斯卡，然后就牛逼了。

    又一次听阿飞唱歌，在CDCafé。一屋子的牛鬼蛇神，乌烟瘴气。我只听到一首歌的尾巴，阿飞反复唱：“我要和你一起流氓，我要和你一起流氓，我要和你一起流氓，我要和你一起流氓。”仿佛咒语，我赶快逃窜出来，到机场赶飞机去了。后来看到印出来的歌词，好像是我听错了，其实是：“我说你是一个流氓，我说你是一个流氓。”感觉突然没有了。

    其生涯

    阿飞经历复杂：清华工科学士，文学硕士，编辑，摇滚歌手，侗族女子，作家。像我一样复杂。我也是少数民族，蒙族，老妈在我高考前抓紧改的，因为能够加十分。阿飞和我聊天，说将来不知道干什么。我说，千万别和我讨论，我从来就没知道过我将来干什么。

    八年学医让我的时间观念彻底错乱，过去和将来就像只隔了一层纸，浅浅得没有本质差别。全部生命就在一个核桃壳里，人站在外边，一米八高，一百三十斤，你说过去和将来的区别是什么？

    阿飞不抽烟，不吸毒，不上妆，不喝酒，不染头发，不穿鼻环，不知道名牌，不暴露肚脐，不摆姿势，不放纵，不掩饰，不讲故事，不让人联想起暗娼而是联想起巫婆。阿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作家。

    回想起过去，青春期，发情期，时常困惑，老师帮了我们大忙。做完了一天的功课，老师禁止我们抽烟、泡妞和打群架。价值观飘忽不定，老师强迫我们背诵保尔•柯察金的名言：“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话很容易理解。当时的生命里，正经事只有“读书”一件，高中之后还有大学、研究生、博士生、出国留学，纵极想象，也想象不出之后的将来还有什么。保尔•柯察金的意思明确，只有读好书，才不会后悔，才能在那想象不出的之后的将来，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床睡那些长着小媚眼和大波波的姑娘。

    现在，读过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洋学位，转眼就到了中学时想象不出的之后的将来。忽然觉察到老师们的狡诈：现在再读保尔•柯察金的名言，狗屁不通，没有定解。金多伤神，酒多伤肝，小媚眼长出皱纹，大波波像小区门口花坛里的大芍药花一样渐渐枯萎。到底如何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一种解法是，宽容些、开放些，多看看、多听听，生命中没有感动就放过去，有感动就想一想。如果身心带宽足够，双重生活、三重生活，都是正路。

    像阿飞说的：“我一直想要一大盒那种包在金纸里的巧克力。这样可以分给别人吃，可以向同屋女友炫耀，可以吃很久，大盒子还可以留着，表明你拥有过这种巧克力。”